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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高等教育深陷危機

2020年新冠疫情下的美國高等教育所面臨的挑戰層出不窮。一方面,高等教育內部危機重重,高校對職工教員的裁員已屢見不鮮,早在五月俄亥俄大學宣布將對非終身教職軌道上的教授進行裁員。另一方面,網課的教學形式讓支付高昂學費的學生難以滿意,因此美國發生了多起學生因大學關閉而不能提供諸如面對面課外活動、實驗室、圖書館等服務設施為由的對大學發起的法律起訴事件。國際學生作為近年來美國高校收入的重要支柱,也面臨著是去還是留的困境。特朗普政府對國際學生的排外態度,不景氣的經濟與就業市場,美國居高不下的新增病例與一波未去一波又來的疫情都讓不少國際學生望而卻步。這些都讓人不免疑問:美國作為全球最大的人才吸引地其魅力還能否一如既往?而這波疫情又反映了美國高等教育哪些深層次危機與未來可能的變革的動機?
飆升的學費:美國中產家庭不能承受之重
美國高等教育系統由三個部分組成:公立學校(包含兩年制的社區學校與四年制大學),私立非營利性大學,和私立營利性大學。其中公立學校擁有最大的教學系統,包含了四分之三的美國大學生。根據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2018年的報告,美國學生在大學教育上的花銷佔全球首位。美國人人均一年大學開銷為人均3萬美元,高於其餘發達國家此項花銷平均數的兩倍。三分之一的發達國家提供免費的大學教育,而剩下三分之一的發達國家提供低廉學費的大學教育(一年不超過2400美元), 而2018年美國人均國民收入為33706美元,僅略高於大學的人均開銷。而美國這個高昂學費的數字也並非從來如此,而是過去幾十年不斷增長的結果。從1965年到2015年公立、私立大學以及中等收入家庭變化。
飆升的學費一方面是因為政府對大學的財政支持不斷減少。根據大學理事會的數據,在2008年經濟危機後,公共資金下降導致學費飆升。在過去的十年中,私立四年制學校的平均學雜費增長了26%。遭受重創的四年制公立學校的學雜費在同期增長了35%。
根據CBPP(預算與政策優先中心)分析發現,截至2018年,在對通貨膨脹進行調整後,美國國家對公立兩年制和四年制大學的整體撥款比2008年經濟衰退完全爆發之前減少了66億美元。現在學費約佔大學收入的一半,而州政府和地方政府提供了剩下一半的大學收入。這和在三十年前完全不同,那時學費僅佔了大學收入的四分之一,而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則承擔了大學所有其餘收入。
州政府對公立大學教育經費的不斷減少促使公立大學持續尋找富裕而具有支付能力的學生,而國際學生和外州學生就成為了州立大學的主要收入源。比如普渡大學在過去十年間將本州學生數量減少了4300名,而將外州和國際學生數量增加了5300名。這筆高昂的大學學費支出很少有家庭能夠負擔,於是越來越多的家庭依靠聯邦和私人援助來負擔費用。每10個家庭中就有超過8個家庭使用獎學金和助學金(不必償還的錢)來支付費用。根據薩莉·梅(Sallie Mae)在最新的“美國如何為大學付款”報告中指出超過一半的家庭借款或貸款,使未償還的學生債務達到驚人的1.6萬億美元。有將近70%的學生採取貸款的方式上學,而臨近畢業,學生平均負債近30000美元。
為了解負債累累的美國中產階級家庭,紐約大學人類學教授Caitlin Zaloom在過去的七年中和她的研究團隊在全國范圍內進行了160個深度訪談,採訪了那些依靠借貸來支付四年制私立大學學費的學生和家長們,並最終將研究成果在2019年出版成為《負債》(Indebted: how families make college work at any cost)一書。儘管中產階級家庭一直都希望幫助孩子支付教育費用,可近年來飆升的學費卻是對他們支付能力前所未有的考驗,同樣教育投資轉變成了一項“高風險”投資活動,從而深刻地改變了他們的家庭生活。Zaloom教授對中產家庭的界定標準是家庭對大學學費的支付能力。她對中產家庭的定義是他們既沒有能力不借貸就能支付大學全部學費,同時又達不到有資格申請聯邦政府高等教育補助的貧困標準。 Zaloom發現,對於中產階級父母來說,幫助支付大學學費不僅是一項對他們經濟預算的挑戰,而且還被視為是父母的道德義務。他們的經濟支付既是無奈之舉又心甘情願,因為他們認為這是負責任的父母的道德義務。可這種“義務”在幾十年前卻是難以想像的。幾十年前,當製造業工作數量充足,就算沒有四年制的大學學位也能過上中產的生活。大學文憑曾經是靠學生自己爭取而來的價值體現,而現在卻成了躋身中產必不可少的條件,不僅因為學位是找工作的必要證明,同時它還賦予他們參與中產階級社區生活所必備的知識和社交技能。於是中產階級家庭開始了在道德義務與財務現實之間一次次的衝突。
Zaloom認為,這主要導致了三個道德困境。首先,當他們的孩子還年輕時,父母就要面臨家庭財政支出之間的艱難取捨:是為孩子的大學教育存錢還是滿足當下的家庭需求開銷。當孩子還小時,很少有父母選擇為大學做儲蓄,大多數人都傾向於在這個階段把投資花在小孩的發展上。只有少於百分之五的美國人擁有小孩的大學儲蓄帳戶,而這撥人也比一般人富裕很多。對於那些從事中產階層工作的人,為孩子存夠足夠的上大學的錢就意味著對其他活動的妥協,比如音樂、教育、旅行、運動、課外輔導。這些活動既能豐富孩子的生活,又能讓他們與同齡人保持同步,鍛煉他們的自律意識,並訓練他們的社交技能。矛盾的是,給孩子報名多參加這類活動就會消耗這些家庭的高等教育儲蓄金。
第二個道德困境發生在孩子們開始申請大學時。幾乎每個家庭,都砸鍋賣鐵地要讓孩子去對他發展最有利的大學。家長對選校有很多考慮,不僅是找到一個負擔得起的學習場所,更是要找到最有可能建立社交網絡,創造生活和職業機會的環境。因此哪怕存在諸多風險,父母和孩子都會優先考慮最優選項的學校,然後再尋找解決費用的辦法。
第三個道德困境被Zaloom稱為“社會投機”,它的含義是今天的父母必須為教育投資下注,以確保他們明天在中產階級中佔有一席之地。但很可惜,父母並不能保證這筆賭注能為父母自己或孩子帶來回報,並且通常他們並未得到期待的回報。相應的,父母的儲蓄計劃從此後通通打亂,在日後遇到健康緊急情況,諸如失業、家庭破裂等十分普遍但無法預料的境況時顯得捉襟見肘。同樣,許多孩子在大學畢業後也找不到高薪工作,這迫使他們在成年後最清貧的十年中承擔著還清債務的重擔。支付高昂的大學費用還意味著危害父母的長期財務安全。父母花在子女教育上的錢越多,他們退休帳戶中的錢就越少。
針對這一現象,Zaloom犀利地指出一個潛在的悖論:父母在教育方面進行了巨額投資,以使子女能夠維持或達到中產階級的地位,但與此同時,他們增加了自己退出中產階級的風險。通常財務顧問給父母的理財建議是,想像他們和孩子同時在一架失重的機艙裡,他們應先確保自己的氧氣面罩(退休儲蓄),然後才幫助孩子(上大學的花費)。但是實際上,父母的行為就像在飛機上一樣,他們選擇首先照顧孩子。這可以用來解釋為什麼全國的家庭財務儲蓄狀況少得可憐。美國家庭存款儲蓄的中位數只有約12000美元。這些家庭開玩笑說唯有中彩票才可能將他們從困境中解救出來。 Zaloom對這樣的美國教育制度感到悲觀,當大學教育掏光美國中產家庭的一切,美國夢脆弱得遙不可及。
日趨貶值的文憑與失靈的精英機制
早在疫情發生前,對美國高等教育泡沫的批評聲就不絕於耳。高昂學費的上漲伴隨著大學不斷擴招,而和國內最近甚囂塵上的對文憑貶值的討論一樣,美國的文憑縮水在近十年也非常明顯。根據美國人口統計數據,從2000年來,美國擁有碩士和博士文憑的人數翻了一倍,而本科文憑也是大幅上漲。這樣的人數擴招所帶動的水漲船高不難解釋在勞動力市場上越發貶值的文憑。
早在2017年,就有評論指出 “大學文憑可能正在成為新的高中文憑“。在過去幾十年裡,大學生在勞動力就業市場上優勢明顯,從1980年以來,隨著大學畢業生從高中學歷的人中脫穎而出,高中生和大學生的收入差距持續拉大。但在一項2016年國家經濟研究局Robert Valletta教授關於學歷溢價的研究中卻發現,近年來這兩者間增長趨於平穩。儘管擁有大學文憑的員工和只擁有高中文憑員工的收入差在1980年代迅速增長,但這兩者間的收入差在1990年代開始放緩。在2000到2010年之間,這收入差只略微浮動增長,而在2010到2015年期間,收入差就一直沒變過。 Valletta認為,驅動高等教育高回報的因素這些年已減弱了不少。這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技術的發展。一方面,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技術投資刺激了對大學畢業生的需求,因為工作越來越需要與學士學位相關的更高水平的認知技能。 2000年之後,由於資金開始流向自動化和人工智能領域,這些技術取代了較低級別的工作,但近年來,自動化已開始取代所有行業中具有四年制學位的工人所擔任的工作。這樣的結果導致具有學士學位的工人被迫從事低工資低技能工作。現在,四年制學位不再是獲得高薪管理職位的入場券,而是進入任何工作的最低入場券。 Valletta的研究表明 “教育集團間為高薪工作展開了無比激烈的競爭”。但同時,Valletta謹慎地指出,這並不表示年輕人可以不讀大學。他說,總的來說,高等教育可以為員工帶來比高中文憑更高的收入,但專業選擇非常重要。
而這次新冠危機之下,當高風險低收入群體比如外賣員、護士成為人們口中“必不可少的工人”(essential worker)時,又印證了學者們近年來對當代精英體制所帶來弊端的批判。長久以來,社會都對“認知勞動”(cognitive work)推崇備至,也就是看重它背後所代表的理性、邏輯、分析、對抽象事物的理解等能力。但這次新冠疫情卻向人們揭示了非認知類工作的重要性,也會讓更多人意識到職業教育的重要性。
在英國政治分析評論家David Goodhart的新書《頭、手、心》(Head Hand Heart: The Struggle for Dignity and Status in the 21st Century)中,Goodhart認為新冠危機確認了他之前對世界的假想,他認為當前社會的問題是精英標準的單一化,這一標準就是學術考試水平。日後的物質富足與社會地位,都與在這個單一領域內的表現緊密掛鉤,而其他人類能力,比如出色的手工能力、強大的同理心和照顧關懷他人的能力在社會上都沒得到足夠的重視和應有的回報。
這種情況的弊端是多種多樣的,並且越來越嚴重。學位曾經標誌著出色的認知能力,或某種文化特權,但隨著它們成為人手一張的證書,他們就失去了這種區分功能。越來越多的人不得不追求高學歷,而這些高學歷在真實工作中根本用不到, 比如從事護理工作並不需要本科及以上文憑。由於擁有高學歷的人數越來越多,學歷在勞動市場所具有的經濟價值就不斷縮水。
哈佛道德哲學教授Michael Sandel在新書《優績的暴政》(The Tyranny of Merit: What’s Become of the Common Good)中指出,全球民粹主義興起和精英機制失靈有很大關係。桑德爾認為目前民粹興起有兩大原因,第一是用技術專家治理的思路與市場機制去思考公共福祉,這使得對公共問題的討論變成了專家的特權而不在大眾參與範圍內。第二則是目前對待成功和失敗的態度,即成功者傲慢、失敗者怨恨的情緒兩極化在全球化的催化下造成了不斷飆升的社會不平等。桑德爾在這本書裡挑戰了美國夢的傳統,即那種堅信靠個人努力和奮鬥就能實現階層跨越的美國夢故事。桑德爾提出了“精英自大”(elite hubris)這一概念,這種自大來自堅信自己的成功是因為自己的才華天賦和努力,自己是自己成功的締造者而完全無視諸如先天的家庭條件、他人的幫助和運氣等對於成功至關重要的因素。而精英們的自大使他們對受教育程度較低的群體帶著嗤之以鼻的不屑,這潛在地拉大了這兩個群體的距離,使他們更難以理解和體諒彼此。這也進一步導致了政治兩極化,全球範圍內右翼的崛起,以及精英對弱者與底層的歧視。
桑德爾認為精英體制強調文憑,靠文憑的累積才有可能觸到金字塔頂端,而頂端的含義則完全由市場價值決定,這就陷入了一個死胡同。新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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