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

美國擇校背後的黑暗歷史

貝特西·德沃斯在擔任教育部長期間,貝特西·德沃斯(Betsy DeVos)多次要求國會撥款數十億美元,為宗教學校和私立學校提供教育券(政府利用教育券向家長們提供補助,讓他們的孩子進入私立或宗教學校),但她屢次遭拒。甚至國會的共和黨成員也不願意動用聯邦教育預算來支付教育券。畢竟,大多數選民的孩子都在公立學校上學。
疫情爆發後,德沃斯再次嘗試申請。去年3月底,國會通過了一項2.2萬億美元的救濟法案,名為《新冠病毒援助、救濟和經濟安全法案(關愛法案)》,為從幼兒園到12年級的(K-12)教育撥款132億美元。國會預計,與通常使用聯邦教育基金的方式一樣,這筆撥款將由全國近10萬所公立學校、7000所特許學校以及私立學校,根據其招收的低收入學生人數來共同劃分。德沃斯則指示各州將撥給公立學校的資金分給那些招收中等收入和富裕學生的私立和宗教學校。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NAACP)和幾個州提起訴訟,指出德沃斯的指示是非法的。在全國不同地區的三名聯邦法官裁定德沃斯敗訴後,她讓步了。
但特朗普政府找到了另一種方式來壯大特許學校(Charter School)和私立學校。作為《關愛法案(CARES Act)》法案的一部分,薪資保護計劃(PPP)原本是為了拯救小企業而設立的;然而,特許學校行業的遊說者鼓勵特許學校以非營利組織的身份申請薪資保護計劃,從而同時獲得公立學校和薪資保護計劃基金的雙重資助(公立學校沒有資格獲得資助)。私立學校和宗教學校也有資格作為非營利機構申請薪資保護計劃基金。因此,通過一項本應幫助面臨破產風險的小企業的法案,數千所特許學校、私立學校和宗教學校平均獲得了約85萬美元的資金;而通過《關愛法案》,公立學校平均獲得的資金約為13萬美元。根據新冠刺激觀察(COVID Stimulus Watch)網站的數據庫顯示,各教派的宗教學校、精英私立學校和一千多所特許學校可以獲得15萬到1000萬美元不等的資金。加利福尼亞州的一所特許學校:Antelope Valley Learning Academy得到了780萬美元;帶有營利性的連鎖特許學校,Academia Corporation獲得了2860萬美元;馬薩諸塞州劍橋市的一所精英私立學校Buckingham Browne & Nichols(擁有一千名學生,高中學費5.23萬美元,還擁有7500萬美元的捐贈資金)則獲得500萬至1000萬美元的資助。事實證明,在大多數公立學校仍然缺乏資金保障學生和教職員工的社交距離、提供衛生措施和個人 防護裝備時,工資保障計劃卻為非公立學校和宗教學校帶來了數十億美元的財富。
在過去的三十年裡,德沃斯領導了一場反對公立學校的運動,並親自資助支持私立學校的政治候選人。特朗普任命她為教育部長的決定,是在獎勵與她持相同極端主義觀點的右翼基督教團體。凱瑟琳·斯圖爾特(Katherine Stewart)在《權力崇拜者(The Power worship)》一書中,記錄了這些團體長期以來對公立學校的討伐。他們是 “新右派”、“道德多數派”、基督教民族主義者和基督教聯盟:他們是反對世俗主義、自由主義、墮胎、女權主義、同性戀權利和公立學校的憤怒的十字軍。這些組織包括國會牧師、家庭關懷協會、家庭研究委員會、美國婦女關懷協會、美國家庭協會、捍衛自由聯盟、國家政策委員會和世界家庭大會。特朗普內閣中至少有11名成員,每週都會與國會牧師的領導人拉爾夫·德洛林格(Ralph Drollinger)見面學習聖經,他認為上帝偏愛私人財產所有者,而社會福利項目“缺乏聖經的依據”。他寫道,窮人的需求不應該由政府來解決,而應該由“婚姻中的丈夫……家庭(如果丈夫不在的話)和……教會”來解決。
《權力崇拜者(The Power worship)》斯圖爾特的報告顯示,在最高法院1954年“布朗訴教育委員會”案的裁決之後,極端保守派團體開始聯合起來,但他們最關心的問題不是墮胎,而是保護種族隔離學校和大學的免稅地位。許多為白人開設的“種族隔離學院”在布朗事件後應運而生,這些學院都隸屬於保守的宗教團體,他們認為種族隔離是上帝規定的。但他們的領導人知道,他們不可能圍繞保護種族主義學校的稅收優惠問題發起一場全國性運動。直到1979年,也就是羅伊訴韋德案(Roe v. Wade)六年後,宗教右派才將(反)墮胎作為其統一的運動目標。
斯圖爾特將對公立學校仇視的根源,追溯到長老會牧師羅伯特·劉易斯·達布尼。 1820年,達布尼出生在弗吉尼亞州,他是奴隸制的捍衛者和進化論的批評者。他抱怨道:“(人們)不得不交稅來支持‘針對黑人貧民的小孩的虛假教育’”。內戰結束後(內戰期間達布尼在南方聯盟軍隊擔任牧師),他試圖通過攻擊“美國式的全民教育理論”來破壞社會重建。他宣稱,公共教育是“異教”,並且“與賣淫合法化、解除夫妻關係有著合乎規律和邏輯的聯繫”。
在20世紀,達布尼的思想“繼承者”譴責新政和福利計劃是對富人的偷竊,與上帝的話語相違背。這些右翼神學家聲稱,公立學校是反基督教的、非道德的、無神論的“政府學校”;公立學校決心摧毀上帝、宗教和家庭。他們在奧地利經濟學派中找到了盟友,該學派支持自由意志主義觀點,反對福利國家、工會、公共教育和任何其他政府乾預自由市場的努力。 1979年,老傑里·福爾韋爾(Jerry Falwell)說,他期待有一天不再有“任何公立學校”,“教堂會接管這些學校,並交給基督徒來管理。”斯圖爾特引用了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基督教重建主義運動領袖加里·諾斯(Gary North) 1982年的聲明:“直言不諱地說:我們必須利用宗教自由的教義,為基督教學校爭取獨立,直到我們培養出認識到’沒有中立的宗教、沒有中立的法律、沒有中立的教育、沒有中立的政府’的一代人。然後他們就會著手開始建立基於聖經的社會、政治和宗教秩序,最終去否定上帝的敵人所捍衛的的宗教自由。”
近年來,基督教民族主義者創辦了許多連鎖特許學校,包括亞利桑那州的傳統學院(Heritage Academy)和德克薩斯州的紐曼國際學院(Newman International Academies),他們利用稅收來資助學校並教授他們的宗教價值觀。斯圖爾特寫道,通過與世俗教育改革者結盟,基督教民族主義者已經取得了“顯著的進步”,正朝著“將美國公立學校轉變為保守的基督教學院”的目標邁進。
亞利桑那州的傳統學院網頁“將美國的公立學校變成私人管理的特許學校,並將監管降到最低”:這一計劃的推進不僅得到了德沃斯家族和科赫家族的資助,還得到了許多身為億萬富翁的,特許學校支持者的資助,這些人包括比爾·蓋茨、里德·黑斯廷斯(畢業於白金漢姆布朗尼克斯公司)、伊萊·布羅德、沃爾頓家族、邁克爾·布隆伯格,以及華爾街對沖基金經理。他們是一個名為“教育改革民主黨”的私有化組織的成員,這些個人和團體為支持擇校的各州以及地方學校董事會候選人捐款,並且直接資助擇校組織。
在20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裡,美國公立學校通常會招收全國90%以上的學生;自從20世紀90年代早期引入特許學校以來,該比例已經下降到85%。儘管過去五年,特許學校的擴張速度有所放緩,部分原因是特許學校的失敗率很高,但全國特許學校已經增加到7000所,學生數量占到了全國5640萬學生中的5%。 (目前大約有10%的學生就讀於私立學校,不過,由於家庭遷移、學校關閉、學齡兒童在家上學的比例不斷變化,很難獲得學生入學時間的準確信息。)
特許學校和教育券的增長反映了三十年來對擇校的倡導。第一個由政府資助的教育券計劃,於1990年在密爾沃基開始,在8年後得到了進一步擴展,將宗教學校包括進教育券計劃內。 1992年,明尼蘇達州開辦了第一所由私人管理、但由政府資助的特許學校。目前,除了四個州(內布拉斯加州、北達科他州、南達科他州和佛蒙特州)外,其他各州都有法律授權的特許學校,這主要是為了響應奧巴馬總統的教育部長阿恩·鄧肯設計的“力爭上游(Race to the Top)”計劃,該計劃要求各州必須先設立特許學校,才有資格競爭43.5億美元的聯邦基金。支持擇校的人士聲稱,特許學校和教育券學校的教育優於公立學校,但大多數研究發現,當特許或私立學校與公立學校招收背景相似的學生時,這些學校的教育成果幾乎是相同的;而那些考分突出的學校會謹慎選擇學生,或將表現不佳的學生剔除出去。然而,這些發現並未減弱富有的資助者們對擇校運動的熱情。
那麼,“擇校”是如何發展成一場全國性的運動的?又是怎樣將公共資金引入大多數州的私立和宗教學校的?天主教徒曾在19世紀40年代為他們的教區學校尋求公共資金支持,但沒有成功;在20世紀60年代,國會通過了《中小學法案(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Act)》,其中包括為在宗教學校就讀的低收入學生提供福利。但直到最近,才出現了全國性的“擇校運動”。羅納德·裡根(Ronald Reagan)曾就讀於伊利諾斯州的公立學校,他的朋友、自由意志主義經濟學家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說服他支持教育券制度。弗里德曼在1955年的文章《政府在教育中的作用(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Education)》中提倡教育券制度,並使用了諸如“選擇自由”、“政府學校”和“混合學校”等術語。他的觀點和言論很快受到了南方種族隔離主義者的歡迎。
裡根未能說服國會通過他為私立學校提供教育券和學費稅收減免的提議。 1981年,也就是他上任的第一年,他創立了國家卓越教育委員會(National Commission on Excellence In Education),並在1983年發布了一份名為《危機中的國家(a Nation at Risk)》的報告,報告譴責了美國公立學校中“不斷上升的平庸之潮”,並指責公立學校導緻美國產業流失到日本、韓國和德國。它列舉了美國學生在國際考試中的低位排名,卻沒有指出美國學生在此類考試中的成績一直很差,而且這些排名並不能預測未來國家經濟的成功。報告指出,SAT分數的下降反映了參加考試的低收入學生人數的增加。該報告並沒有像裡根所希望的那樣,加強對教育券和宗教學校的支持,其主要成就是創造了一個關於“失敗的學校”的虛假敘事,該敘事避開了兒童貧困、考試成績和家庭收入之間的相關性、迴避了美國公司未能預測市場的變化(例如對節能汽車的需求)等問題。憑藉其對“公立學校的失敗”的尖銳言論,《危機中的國家》為擇校倡導者奠定了基礎。
在過去的30年裡,擇校的支持者聲稱,擇校將拯救那些“被困在糟糕的公立學校”的貧困兒童。在2017年的一次講話中,川普對國會表示:“教育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民權問題”,這意味著家庭應該“自由選擇適合他們的公立、私立、特許、重點、宗教學校或在家自學。 ”當然,家庭早就有了這種自由,他的建議是在為公立學校以外的學校選擇提供公共資金。這真是高度的諷刺,正如史蒂夫·科茨(Steve Suitts)在《推翻布朗:現代擇校運動的種族隔離主義遺產(The racism Legacy of The Modern School Choice Movement)》一書中所展示的那樣。科茨是自由派最高法院大法官雨果·布萊克(Hugo Black)傳記的作者,也是南方長期的民權活動組織者。他詳細介紹了與布朗案抗爭的南方種族隔離主義者的核心策略:即擇校運動的歷史。

Categories: 教育

發表迴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