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一, 6 12 月

疫情之下,為什麼富人財富 激增,窮人卻更加艱難?

許多美國專家說,新冠病毒的大流行擴大了美國的貧富差距,使富有的人變得更富有,也讓很多在貧困線上掙扎的人失業。
疫情席捲美國,帶來了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機,失業率達到了大蕭條以來的最高水平,尤其是那些非裔、西班牙裔和亞裔工人(2020年5月份的失業率分別為16.8%、17.6%和15%,而白人為12.4%)。自疫情開始以來,至少有4500萬人申請失業救濟。
然而,美國政策研究所(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IPS)和美國稅收公平協會(Americans for Tax Fairness,ATF)的研究人員根據《福布斯》的實時數據計算了美國億萬富翁的財富增長,根據他們的分析報告,從2020年3月18日到9月15日,美國643位億萬富翁的財富總和反而增加了8450億美元。
巴德學院利維經濟研究所所長迪米特里·帕帕季米特里歐(Dimitri Papadimitriou)對美國廣播公司(ABC)說:“疫情危機加劇了美國收入、種族和性別上的不平等。”這是一個惡性循環,疫情加劇了不平等現象,而不平等將加速病毒的傳播,為經濟復甦做出的努力也將付諸東流。
根據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CDC)的最新數據,新冠肺炎疫情對非裔和拉美裔的影響更大,他們的住院率是非西班牙裔白人的4.5倍。有色人種在普通工人中的比例很高,他們一般不能居家工作,所以更容易接觸到病毒。
帕帕季米特里歐還說:“儘管大多數人認為疫情無視種族、信仰或財富,但我們並不是’所有人都在這場疫情中’。這種’我們在一起’的假設分散了我們對新冠肺炎疫情危機在社會經濟層面的注意力。”
收入不平等的影響不僅是經濟上的,同時也關乎人命
倫敦經濟學院美國中心的研究人員在2020年5月的一份報告中指出,“收入不平等程度越高的州,可能報告更多的感染病例和死亡病例。”
得克薩斯大學達拉斯分校經濟學教授哈羅德·克拉克(Harold Clarke)和埃塞克斯大學教授保羅·懷特利(Paul Whitely)在他們的研究結果中寫道:“不平等的影響是巨大的,它與人類發展指數掛鉤,是各州新冠肺炎死亡率的重要預測因子。”
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的瑪麗·巴塞特(Mary Bassett)說: “在美國,非裔、拉美裔和原住民,深陷貧窮的可能性要高得多。”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e)分析發現,2016年,典型的白人家庭的淨資產是黑人家庭的10倍(白人是17.1萬美元,而黑人只有17150美元)。
巴塞特說:“人們的收入決定了他們的日常生活,包括他們獲得醫療服務的能力。我認為,美國在社會層面的一系列選擇意味著美國更容易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
帕帕季米特里歐補充說,“減少收入不平等是最重要的結構性改革之一,實施改革,美國經濟才能回到可持續增長的軌道。” 他在一份公共政策簡報中說, “如果這個問題得到解決,疫情對美國的影響就不會那麼嚴重了。”
為什麼富豪階層越來越富?
美國富豪階層的財富與股市的聯繫,比其他階層與股市的聯繫更為密切。股市在疫情暴發之初就已崩盤,但此後又迅速回升,基本上與經濟大局無關。
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邁克爾·格雷茨(Michael Graetz)說,在疫情期間,一些富豪的財富出現增長,部分原因是股市與實體經濟的脫節。
他說:“有些股票,特別是科技股,在疫情期間表現非常出色,Facebook、亞馬遜和其他公司的很多股票都是億萬富翁所持有,他們的股票升值,所以他們的財富增加了。而下層群眾沒有股票,因此他們沒能分享這些收益。”
在2020年3月18日至9月15日期間,美國最富有的643名億萬富翁的財富從2.95萬億美元增加到3.8萬億美元,在這6個月裡增長了29%,增值8450億美元,像傑夫·貝佐斯(Jeff Bezos)和埃隆·馬斯克(Elon Musk)都出現了大幅增長。
不僅如此,在疫情期間,美國有大量的科技股上市,也帶來了一批又一批的造富神話。在疫情肆虐的前幾個月裡,IPO按下了暫停鍵,但是從2020年夏天開始,新股上市數量開始迅速回升。
例如,數據存儲和分析提供商雪花(Snowflake)在2020年9月16日進行了首次公開募股(IPO),該公司在紐約證券交易所以每股245美元的價格開盤,高於其發行價120美元,然後飆升至319美元,最後收於254美元。此次上市估值為704億美元,是2020年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IPO,也是軟件公司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IPO。
對於雪花的投資者來說,這筆投資給他們帶來了豐厚的回報,就在上市7個月前,他們對雪花的估值僅僅是124億美元。
政府的救濟為什麼沒改善窮人的生活?
正如格雷茨所說,美國的窮人,並沒有從股票市場中獲益。根據美聯儲發布的數據,美國財富頂端1%的人口持有股市50%的資產,而緊隨其後9%的人口又持有股市38%的資產,由此可見,股市回暖是一場富人階層的狂歡,跟普通民眾沒有多大關係。
格雷茨說:“這樣一來(失業),他們就失去了工資,國會暫時向其中一些人提供了額外的失業救濟金,寄去了1200美元的支票,但對於那些處於收入分配後半部的人來說,在疫情之前,他們的生活就一直很不穩定。”他引用了美聯儲2018年的一項調查,發現近40%的美國家庭表示,他們無法支付400美元的意外開支。他說:“疫情造成的意外開支遠遠超過400美元。”
雖然國會在疫情期間提高了失業救濟金,並向自由職業者和其他一般不在失業保險範圍內的人提供救濟。但在某些情況下,人們不得不等待數週才能獲得救濟。經濟刺激計劃也沒有根據需要按比例發放。而且,哥倫比亞大學的研究人員發現,大約三分之一的失業者無法得到失業救濟。其中,大量未記錄在案的工人被取消了領取失業救濟的資格,還有一部分失業者根本不知道自己可以申請哪些失業救濟。
儘管美國政府出台的2萬億美元援助計劃(Cares Act)確實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窮人的困境,但目前有許多研究發現,這筆巨款與美聯儲通過量化寬鬆政策釋放的大量流動性,在現實中更多流向了資本市場。相關人士認為,美國股市之所以能從多次熔斷中迅速恢復,大量的救市資金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巴塞特說:“動用了2萬億美元來拯救華爾街和大公司。”這證明了“美國可以調動這種水平的資源來保護人民”。
美國的稅收制度也拉大了貧富差距
美國政策研究所的查克·柯林斯(Chuck Collins)說: “我們的經濟和公共衛生系統對疫情準備不足的原因之一是,在過去的三四十年裡,富豪階層交的稅越來越少。”
近年來,美國的稅法更傾向於富人,許多億萬富翁繳納的稅款佔其收入的百分比甚至比中產階級都低。據《紐約時報》報導,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在2016年之前的許多年裡沒有繳納任何稅款,2016、2017年,他每年的納稅額也只有750美元。
億萬富翁的財富積累往往不是得益於高薪工作。全球首富傑夫·貝佐斯的工資只有81840美元。他們的財富是建立在對公司和其他資產的投資上,從房地產到藝術品。他們賺錢的方式不同於普通人。
億萬富翁在納稅中的大部分收入都是“非勞動所得”的,即股票的股息和資本利得(低買高賣)。這些收入的稅率通常低於所得稅。對於長期資本收益,甚至可以低至零。
相反,普通工人不僅要繳納所得稅,還要繳納工資稅。 Lyn Alden投資策略的創始人林恩·奧爾登說:“勞動所得稅高達37%,這取決於你的納稅等級,然後工人還必須支付7.65%的社會保障和醫療保險。而合格股息和長期資本利得按最高20%的稅率徵稅,而且不用交社保和醫保。”
“降低稅率只是個開始。億萬富翁可以使用某些合夥結構和其他的會計策略,以合法地減少或推遲他們的應稅收入。這些都是大多數美國人無法企及的。”奧爾登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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