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刊

美國男子為何鍾愛亞裔女性?

變態的亞特蘭大槍擊案嫌犯,和華人群體的怯懦心理。
3月16日,亞特蘭大發生槍擊案,一名21歲的白人青年,直襲三家華人按摩店,造成包括2名華人在內的6名亞裔死亡,震驚了美國的亞裔和華人群體。
事發的第三天,拜登對屠殺進行了最強烈的譴責,將其定性為“反亞洲人的邪惡仇恨罪”(Vicious hate-crimes against Asians),並指出:“太多的亞裔人每天走在街頭憂心忡忡。他們被指責,被謾罵,被騷擾,被當替罪羊,被毆打,甚至被殺害。”
華人群體群情激憤,和亞裔夥伴一起,以“反亞洲人的仇恨罪”為主題,集會抗議,發表演說,甚至帶動了其他國家的華人紛紛走上街頭。
什麼叫“反亞洲人的仇恨”?
其內涵很清楚,它是帶有種族歧視的對亞洲人的仇恨,尤其指向新冠病毒橫掃全球之後,世界各地發生的不勝枚舉的對亞洲人岐視、凌辱和襲擊的事件。
當嫌犯被捕後,他告訴警察,他的殺人動機,不是種族歧視,而是“性癮”(Sex addiction),他是為了“消滅誘惑”(eliminate temptation)才向她們復仇。
調查還在進行,但兩個問題已經擺在我們面前:
第一、性癮,特別是嫌犯供認的其對亞裔女性的性癮,是否就是他犯罪的誘因?
第二、這種犯罪是否構成仇視亞洲人的種族歧視罪?
嫌犯是精神上的矛盾體。
一方面,他不可遏制地迷戀黃色網站,有時還到按摩店尋求性刺激。
另一方面,他又是虔誠的基督徒,屬於福音派,隸屬一家洗禮教徒教堂。一些報導表明,福音派對教徒的純化教育(Purity culture )非常極端,他們“教婦女仇視自己的身體,把它看成性誘惑的來源;教男人仇視自己的心,把它作為邪念的根源”。
洗禮教還特別強調意念等同於行動,如聖經中耶穌所說:“你要是以邪念看女人,你就是在對她們犯罪。”
福音派甚至把性罪孽列在各種罪的首位,比貪婪、種族歧視、仇恨你的鄰居等都邪惡。
毫無疑問,嫌犯掙扎在不可抗拒的性癮和純化思想之間。為了屏除惡習,他先進了一家戒癮所,後又轉入一個性理療(Rehap)機構;他還有意識地隔絕了一些黃色網站,甚至請求室友把他的電腦拿走。
一些病理專家強調性癮只造成心理壓抑和迷亂,不會像毒癮和酗酒癮一樣導致暴力。但我們不應忽略嫌犯在惡習和純化教養之間掙扎所形成的扭曲心態。
事實上,在宗教信仰方面,他稱得上是一個熱望青年。據一位市福音組織總管回憶,他在高中時,每天都帶著聖經上課,他還是基督教青年組晨禱會的鼓手。
由此可見,對上帝的忠誠信仰加劇了他的負罪感。
這種矛盾心理,加上槍殺幾天前因迷戀黃色網站而被父母從家裡趕走,應該是促成他暴力犯罪的直接原因。
嫌犯還有一個鮮明特徵,就是他自稱的因迷戀亞裔女性而不能自拔,由此而產生復仇心理。
如果這些都是事實,那麼,他殺人是否屬於種族仇視罪?
人的性取向有對人種的偏好,恐怕是不容置疑的;嫌犯對亞裔女性的垂青,正像某個黃種人也可能對白種女性有所獨鍾,由此而喪失理智,恐怕並不構成通常意義上的種族仇視。

說它不構成“通常意義”下種族歧視,但考察美國的文化和歷史,我們會發現:在西方,特別是在美國,迷戀亞洲女性,卻有其特殊含義,它也被相當一部分人,尤其是女權主義者視為種族歧視的。
它有兩個源頭。
一支來自文學作品,最著名的是法國作家落蒂1887年的半自傳體小說《菊夫人》,寫一位海軍軍官到日本長崎租了一個臨時夫人——菊夫人。
作者極盡對心目中女人的描寫:“小巧、潤膚、黑髮、貓眼,漂亮,卻又不比玩偶大許多”;而菊夫人的形象正是:纖手妙足,黃皮細身,俯首帖耳,柔弱可人——就像“瓷瓶上的紋飾"。
《菊夫人》一時風靡歐洲,再版不斷,給當時並不了解亞洲的歐洲人留下了一個刻板的東方女性形象,並成為譽滿全球的普契尼歌劇《蝴蝶夫人》的藍本。
《蝴蝶夫人》故事與《菊夫人》大體相似,海軍軍官變成美國軍官,蝴蝶夫人是藝伎;但她比菊夫人更完美之處在於:她為了那段短暫愛情,捨棄了自己的宗教、家庭、兒子,最終以死告白。
《蝴蝶夫人》的新版是紐約百老匯1989年上演的音樂劇《西貢小姐》,主人公被換成越南妓女。
作為現代劇,《西貢小姐》在劇情和服飾上更加渲染妓院成分,雖然女主人公被塑造成純情少女。
這些文學作品和歌劇給東方女性加上了兩個特定符號:一方面,她們小鳥依人又忠貞不渝,另方面,她們是“妓”。
這種情癡和淫幻的複合體很容易滿足歐美白種人的心理需求——東方女性成為他們的心中尤物。這一心理現像被一些敏銳的女權主義者和心理學家所捕捉。
另一源頭更為慘痛,起於19世紀窮苦的中國婦女隨淘金熱來到美國被迫賣淫,不但沒有受到美國社會的同情,反而被認為是社會的污染源。
1875年的《佩奇法》(Page Act of 1875)因此禁止華人婦女移民美國,給華人婦女抹上了永遠的恥辱,而亞洲婦女的娼妓形像也長期駐存在美國。
如今,亞裔婦女在美國的地位已有了實質性變化,但歷史的恥辱並未消逝。
此外,美國文化向來有對非西方民族誇張甚至扭曲的傾向:如一些男作家常把亞洲女性描寫成風情萬種和征服白人男子的里手,在各種書籍和媒體也頻頻出現像迷亞( Asian Fetish)、黃熱(yellow fever)、迷亞妞(Asiaphile)等香艷輕佻的字眼兒,在舞台或電影裡,亞洲女性要么被塑造成柔蜜癡情的“小蝴蝶”,要么被誇張成有巨大征服力的“龍女”。
這樣一些強扭的符號印記,當以亞洲婦女那段傷心歷史作底襯時,本身就構成一種文化偏見和文化歧視,很容易觸動一些亞裔人的敏感神經。
無怪乎當亞特蘭大嫌犯聲言被亞裔女性誘惑導致犯罪時,亞裔人立即認定這是種族仇恨暴行,並表示強烈憤慨。
美國有2300萬亞裔,華人近400萬。
華人社團,是公認的高智商群體,不僅在美國名校享有盛譽,而且大都擁有令人羨慕的職業。
但另一方面,華人又是最不敢發聲和反抗的群體。美國歷史上華人受政策歧視的年代可謂久矣,華人受欺受辱的事件可謂多矣,但華人總是以忍待之。
去年新冠病毒橫掃全美以後,美國從總統到政府高官到國會議員,不顧華人的感受,張口閉口“中國病毒”,並對華人公司、中國留學生,以及某些華人群體進行各種轄制和限制;與此同時,華人及其商店受辱受欺、被砸被搶,甚至被殺的事件屢屢發生。
在這種近乎恐怖的環境之下,華人表現的仍是驚人的隱忍,只有小部分人站出來,以“我不是病毒”為口號表示抗議,或是(如楊安澤)號召以幫助抗疫救災來換取“我不是病毒”的美譽。
至於公開挑戰政府種族歧視的示威遊行,根本沒有。
這次亞特蘭大屠殺事件,假如不是換了總統,假如不是拜登旗幟鮮明地譴責對亞裔的仇恨,假如不是聯合其他亞裔群體,華人恐怕仍不敢站在抗議示威的前列。
華人怯於發聲,也使自己得不到主流社會的支持,每次抗議示威,不僅自方人寡勢微,帶動別族參與的能力更近無有。

相反,以BLM(黑人命也是命)為旗幟的黑人抗議活動總是聲勢浩大,並能帶動大量的其他族群,特別是白種人的參與。
華人的號召力,不及黑人之千分之一。
黑人敢鬧事、敢造反,所以才得到尊敬,也沒有人敢揭他們的傷疤。
美國歷史上曾有白人在戲中化妝和侮辱黑人,給他們造成心靈創傷。現在,任何白人化妝黑人的行為,不管是出於娛樂還是別的目的,一律被當成種族歧視。
不僅如此,就連不知道這段歷史也可能倒霉。
前年,弗吉尼亞州長Ralph Northam,因被人發現年輕時扮黑人的照片而被迫下台;大前年,著名NBC女主持人Megyn Kelly,因在節目上表示善意地化妝黑人亦無不可,被免去職務。
與此可以比照的是,華人婦女雖有在歷史上被迫淪娼,同時又被不公正地禁止移民的恥辱,還有在重色文化之下,飽受“色迷”“黃熱”等輕佻言語侵襲的環境。
如今,當有人以被她們誘惑為名將她們殺害時,行凶者是否屬於種族歧視罪,卻還只是一個有爭議的話題。
在《佩奇法》之後,美國還有更著名的《排華法案》,即不允許華人移民美國,此法案到1943年,即61年之後才被取消,而華人被允許大批移民美國是在1965年頒布《入境移民與國籍服務法案》之後。
對《排華法案》參眾兩院的“悔過”分別在2011年和2012年;
2016年,紐約20名律師聯名上書奧巴馬政府請求向華人公開道歉,似乎並未被接受。
那麼,華人在這些受歧視的歷史中學到的是什麼呢?
是危機中的自保意識,是向眾人宣布“我不是病毒”,是以拼命苦幹換取“我不是病毒”的美譽,當然也有激憤後的抗議,但要看眼前的政治氣候和誰做總統。
在美國,黑人有著比華人更慘痛的歷史,但經過上百年的努力,特別是上世紀60年代馬丁·路德·金領導的無暴力抗爭運動,黑人的社會地位得到了極大提高。
從1789年到現在,黑人已有162名眾議員,9名參議員,黑人有做州長的,有做司法部長(男女都有)的,更別說還有做總統的。
相比之下,華人的眾議員屈指可數。另兩個比較顯赫的人物,一是剛卸任的交通部部長趙小蘭,另一個是去年參選總統、正在競選紐約市市長的楊安澤。
由此可見,華人雖然以學中驕子自傲,政治能力卻居下風。
就是在CNN、福克斯等電視台幾個熱播政治論壇節目裡,每天總有些黑人參加,華人面孔幾乎看不見。
所以,華人不擅長政治和不關心政治是顯而易見的。
不關心政治,沒有政治敏感力,沒有人願意從政,自然就在整體上失去了政治地位。
因此,別說不能翻雲覆雨,就連受人宰割時,抱怨抗議的能力也受到限制。
黑人受到傷害時敢去鬧事,華人不敢。
黑人覺得法庭判決不公時就再去鬧事,華人呢?
這次亞特蘭大嫌犯被捕時,就有警察對他給予同情,說他大約過了倒霉的一天,這自然引起亞裔的公憤並發動了抗議遊行。
但是,如果法庭最後以他精神變態為由,不對他判刑怎麼辦?
亞裔和華裔是再去遊行?還是去燒汽車?後者絕對不會幹,因為我們來自禮儀之邦,我們講遵紀守法,我們相信法律的公正。
當然,也還會有人不平,那麼,再搞一次抗議遊行嗎?還有這個勇氣和熱情再搞一次嗎?我們將拭目以待。
以上雖說的是美國,卻為世界各地海外華人的縮影。
自然,它是祖宗留下的印記:華人只是個人奮鬥的典範,而非社會團體的一員。
華人的內心深處,默藏著祖積的逆來順受的“集體無意識”,和新添的危機中求自保的“個人無意識”;這個由交融著壓抑精神原型和關注自我情結的個體組成的族群,很難在講自由競爭的西方民主國家裡爭顯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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